- 孙伟平;刘宇飞;
马斯洛从“需要”入手,以经验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,构建了一种关注现实的人及其生活经验的科学价值论。科学价值论以人的需要系统为理论骨架,将需要视为“似本能”以及价值问题的核心。需要不仅是驱动人追求价值的动力源泉,也是进行价值排序的根本依据。事实与价值的融通意识贯穿科学价值论的始终,马斯洛一方面认为“价值”来自于对“事实”的把握,尤其是对自我的认知,另一方面又主张通过现实的行动将“应然”推向“实然”,并对“知”与“行”的鸿沟提出了批判。“自我实现”是科学价值论的最高目标,它不是一种既定的状态,而是一段潜能发挥的动态过程。科学价值论探索了价值论科学化的可能性与路径,创新性地构建了人类需要理论,推动了事实与价值问题的研究,并始终关怀现实生活中的“人”。同时,该理论也存在以科学范式统摄价值领域,忽视价值问题的独特性等缺陷。系统地总结和消化科学价值论的意义与局限性,能够为价值论的发展提供重要的理论启示。
2025年06期 v.52;No.280 1-8+203页 [查看摘要][在线阅读][下载 1688K] - 苟东锋;
中国人在人际交往中重视情面,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伦理生活中的“重名主义”有关。从理论上澄清这个问题,需要溯源至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名声观念。孔子对名声既有所看重,又严格省察。就前者而言,孔子认为人应当直面名的问题,这既表现了仁者的关切,又体现出智者的思虑。就后者而言,由于名实二分是一种现实的常态,由此可以理解孔子的怀疑精神;又因为实至名归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必然,借此能领会儒家的慎独观念。孔子将务名与务实融为一体,却始终遭遇各种曲解,直至明末方以智才从理论上为之找到一种恰当表述——“名名之几,即生生之几”,生生之道应于名名之道中认取。从孔子的名声观念反思中国文化将会发现,中国伦理生活中的“重名主义”不仅体现在直面名声上,更在于对名声的理性省察和超越。这种文化特征不同于“罪感文化”,也有异于“耻感文化”。儒家文化形塑下的中国人,一方面在乎名声,个体的伦理行为会受到社会评价的约束,由此生“忧”;另一方面超越名声,强调回到个体生命的内在精神层面,因此近乎“乐”。前者不离人,后者不离天,这种贯通天人而忧乐圆融的伦理行为模式称之“通感文化”更合适些。
2025年06期 v.52;No.280 9-19+203页 [查看摘要][在线阅读][下载 1739K] - 叶云;
王阳明“知”的思想是在宋明理学德性之知与见闻之知的语境下形成的,它与朱子学中的相关看法非常不同,而这种不同正显示了心学与理学的重要差别,前者以德性之知作为道德实践之入路,后者则以见闻之知作为入路。在王阳明心学中,德性之知就是良知。从良知内容的角度来看,王阳明遵循传统的思路,认为良知是天生的,因而不来自见闻。但在现代哲学背景下,也可以承认良知的内容来源于见闻之知,只不过它仍以良知中固有的善的根源为基础。从良知作用的角度来看,良知是纯粹内在于人心的自知意识,不诉诸见闻。良知作用的这一自知内涵,可以在现象学自身意识理论视角下得到诠释。它也意味着良知是一种直觉之知,见闻之知莫不被它所内在觉察、觉知着。由此来说,良知与见闻之知的关系既可以从时间发展的意义上说,也可以从逻辑结构的关系上说,二者之间的奠基关系可以是动态奠基的模式,而不必像朱子学和胡塞尔现象学那样,只以一种单一的奠基模式理解之。
2025年06期 v.52;No.280 20-28页 [查看摘要][在线阅读][下载 1628K]